《我的米海尔》:小说、电影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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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24日至2018年3月3日,以色列著名导演丹·沃尔曼(Dan Wolman)的6部希伯来语影片在北京上映,在寒冷冬日的京城引起了一场以色列电影热。其中有根据以色列杰出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同名小说改编的《我的米海尔》(1975)。作为《我的米海尔》及奥兹多部作品中文版的译者,这部电影的上映,对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我的米海尔》是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的一部名作,它奠定了以色列作家奥兹的国际地位。自1968年发表至今已再版60多次,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出版。小说采用女性话语,丰富地表达出女性意识与女性心理特征,在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电影《我的米海尔》的导演沃尔曼生于1941年,是以色列最富有才华的导演之一,其作品曾在国际各大电影展,如戛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耶路撒冷电影节、莫斯科电影节等展映,并获得多项奖项。其中《我的米海尔》曾荣获“大卫·莱尔”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本三项大奖。

  电影开头和结尾的画外音都使用了奥兹小说开篇中的话:“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了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已经死去。我不想死。” 可见导演沃尔曼将这部影片定位在呈现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上。该片的主人公是1967年六日战争之前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一对夫妇。正在希伯来大学文学系学习的汉娜,邂逅了同校地质系学生米海尔,二人一见钟情,并闪电式地结婚。但婚后的生活并非如汉娜所期待的那样发展。丈夫的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成为家族链条上一个重要环节,成为希伯来大学一位杰出的学者。姑妈对他们的闪婚也颇为不满,尤其是婚后汉娜很快便怀孕,遭到一位姑妈的严厉申斥。由于身体不适,汉娜辞去了幼儿园的工作,这对年轻夫妻陷于经济拮据。她需要丈夫倾听其关于物价飞涨、水费很贵的诉说。夫妻感情开始降温,二人形同陌路。汉娜不仅失望、痛苦、歇斯底里,终日沉湎于对旧事,尤其是充满施虐情感的童年的回忆,在遐想的孤独世界里尽情宣泄着自己被压抑的期待和欲望,甚至引诱邻居的儿子、一个迷恋自己的多愁善感的14岁金发男孩。与此同时,一个女同事经常来找米海尔帮她补课,令汉娜对丈夫不禁产生了怀疑。有影评家认为,沃尔曼在片中很好地传达了一种厌倦的感觉。

  影片中多次出现汉娜青梅竹马的玩伴——一对阿拉伯双胞胎,儿时他们任由她支配,能够满足她的强权与施虐心理,而婚后,丈夫显然无法满足她的潜在欲求,于是她经常沉浸在充满施虐感的童年回忆中。由此引发出我们在观看《我的米海尔》时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双胞胎与汉娜一起度过的无忧无虑的童年象征着1948年之前阿以两个民族的和睦相处。1948年“独立战争”爆发,使得耶路撒冷一分为二,使得普通的阿拉伯家庭弃家出走,也使汉娜失去了少女时代的玫瑰梦。1956年“西奈战争”爆发后,米海尔被迫从军,再度扰乱了汉娜的家庭生活,令一向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她一度热衷于时政与战事进展。这些情节都使影片蒙上了些许政治色彩,这是试图让影片去政治化的导演难以回避的以色列现实生活。

  影片中的男女主角分别由欧代德·考特勒与埃弗拉特·拉维亚承担。考特勒曾因主演《三天和一个孩子》获得1967年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在以色列家喻户晓。在导演沃尔曼看来,考特勒的气质十分适合儒雅、严谨、内敛的米海尔这一角色。但在寻找女演员时,沃尔曼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他面试了约250位年轻女子,最终选定了年轻的女演员拉维亚,认为她比较适合汉娜这一高贵、脆弱、易受影响的角色。《我的米海尔》杀青后,曾经连续四个月在以色列上演,被奉为以色列电影的经典。

  电影《我的米海尔》堪称我走上希伯来文学翻译与研究之路的开路石。和这部影片的缘起,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1996年春季,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派遣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攻读希伯来语言和文学,选修了现代希伯来文学课,讲现代希伯来文学,就不可能绕开奥兹。任课教师考比博士组织我们看根据小说《我的米海尔》拍摄的同名电影。影片开篇时女主人公的画外音,令我第一次感受到希伯来文字的优美。

  当我尝试着用希伯来语阅读时,友人推荐给我一本约书亚的中篇小说《面对森林》,但那本书对我来说太沉重,于是我找来希伯来文版《我的米海尔》。小说开篇那简约短促、优美如诗的文字又一次打动了我。因此,我边阅读,边试着将其翻译成中文,希望有朝一日将其呈现给中国读者。

  但一段时间之后,希伯来语老师拿给我一份报纸,上面写着奥兹的五部作品即将在中国问世,其中包括《我的米海尔》。远在以色列的我一边请《世界文学》同仁帮助询问是哪家出版社要出版奥兹作品,是否已找到译者等事宜;一边决定忍痛放弃这丹青初染的“半壁江山图”。后来,我从希伯来文学翻译学院院长尼莉·科恩那里得知是南京译林出版社计划出版奥兹作品集,目前正在筹划中,可能尚未找到译者。我在尼莉的建议下致信译林,自报家名请缨。译林毕竟是译林的风格。很快,我便收到时任译林出版社副主编、如今译林出版社的掌门人顾爱彬先生的回复,从此,开始了我和译林出版社以及奥兹之间的多年友好合作,也有了我后来翻译的八部中文版奥兹小说。

  1996年秋冬,奥兹应邀到特拉维夫大学讲学,我第一次见到奥兹,并在希伯来文学系的小会客室和他交谈。那次,他不仅为我讲述了自幼受父母影响对遥远中国大陆的无限神往,而且谦和地为我纠正希伯来文的某些读法,并让我用中文读出一些人名和句子。也许正是因为那次交谈,我在日后翻译奥兹时,经常想到他说话的方式、口气乃至声音,并尽量将这种口气与声音传达给中国读者。20年后,当我2016年末在特拉维夫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时,听到奥兹在演讲中提到这段往事,不免感叹“人生何处不相逢”。

  1997年春,我应邀到本-古里安大学参加阿摩司·奥兹国际研讨会,介绍现代希伯来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情况。台下有位花甲老人,非常与众不同。我每说出一位作家,他便立即说出翻译成中文的作品名。后来我才知道,他正是在希伯来大学执教的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研究大家格尔绍恩·谢克德教授。蒙奥兹引荐,我前去耶路撒冷拜访了谢克德教授,那是一个冰冷刺骨的雨天,倒是应和了奥兹在《我的米海尔》中的那句话:“耶路撒冷好冷呀!”谢克德教授纵横捭阖,论及谁为当代最为伟大的希伯来语小说家,为初入希伯来文学这片领地的我指点迷津。也许当时,我们谁也没想到:多年后,我竟然有机会跟随谢克德的高足、当今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研究领军人物伊戈尔·施瓦茨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也正是与谢克德教授那一面,我初次听说了奥兹的不幸身世。奥兹父母分别来自乌克兰和波兰。他们在耶路撒冷相识并结婚。父亲没有实现做希伯来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的梦想,母亲也因不堪忍受生活的重负在奥兹12岁那年自杀,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永远的痛。在长篇巨制《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我们可感受到奥兹对母亲那种痛彻心扉的怀恋。在谢克德看来:《我的米海尔》中耽于梦想的汉娜有些像奥兹的母亲范妮亚,而米海尔和汉娜的儿子亚伊尔的原型则是奥兹本人。汉娜和范妮亚一样美丽,富有才华,偏执,对人生抱有不切实际的渴望,最终这种渴望变成了失望,甚至绝望。在某种程度上,汉娜就是范妮亚性格的一个剪影。也许正是由于对母亲那种铭心刻骨的思念,对母亲为何自杀锲而不舍的追问,有助于奥兹像托尔斯泰撰写《安娜·卡列尼娜》,像福楼拜撰写《包法利夫人》那样,战胜了男作家在把握女性语言和心理特征上的难度,把对母亲的深情与眷恋蕴藉在对主人公汉娜形象的描摹上,实现了美与悲的同步。

  自幼目睹父母不幸婚姻并经历家庭磨难的奥兹创作《我的米海尔》是想探讨家庭生活中的某些真谛。奥兹认为,不同宗教习俗、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体制下的家庭生活具有许多类似的成分,也非常神秘。他很想了解这种神秘性。当然,《我的米海尔》描写的是黎明后的时代,因为20世纪40年代,人们只是渴望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到了50年代,人们则应当开始独立的生活。就像经历了一个漫漫长夜后迎来黎明,就要开始新一天的工作与奔波。他想探讨现代人怎样生活这一主题:两个普普通通年轻人的婚姻究竟错在了何处?悲剧原因在于过重的生活负担。这种负担来自家庭的经济状况、战争、童年记忆和死亡等诸多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我的米海尔》所揭示的家庭生活悲剧具有普遍性。汉娜和米海尔这对夫妇可以是你身边的某对伴侣。

  女人与家庭,是奥兹笔下不断复沓的古老命题,这一命题在21世纪的以色列文学艺术中依旧以各种不同的面孔出现。此次在京城上演的沃尔曼的6部影片,除《本的自传》(第二号人物仍为女性)外,主人公均系女性,分别涉猎母子关系、女性与国族等诸多话题。其中,《外国姐妹》则是探讨的当代女性的角色与身份问题。女主角娜欧米拥有英俊的丈夫、可爱的儿女和令人羡慕的职业,然而,身兼妻子、母亲、儿媳、银行员工等多重角色的她,快被繁重的家务与日常生活琐事压垮了。但家人并不理解她,丈夫抱怨她事必躬亲,女儿抱怨她不注重形象。据沃尔曼介绍,娜欧米这个人物身上有他妻子的影子,反映出当今以色列职场女性所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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